唐宋时期的御史台已初具现代检察制度的雏形。大宋提刑官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构建的尸伤检验体系，用多种标准伤情分类建立起古代法医学数据库，恰似现代智慧检务中的类案证据标准。

明代《大明会典》规定，十年造一次黄册，把全国的户籍、田亩数据都纳入到这个庞大的社会治理数据库中。清代秋审的“三复奏”，通过多道数据校验关，来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司法智慧，它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就是从“文书核查”到“证据审查”，再到“量刑评议”，每一个环节都有动态化、立体化的监督机制，既延续“人命关天”的慎刑传统，又契合司法规律的本质要求。历史上的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是为今天的数智检察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最高检提出“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战略时，中国司法系统正经历着从铜鼎铭文到云码的文明跃迁，司法系统正在这一战略中不断进步。全国检察机关构建6000多个监督样板，激活62.1万条线索，挽回经济损失上百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法律监督范式以数据要素重构的一场深刻革命，其中，有不少是对法律监督范式的追缴。在浙江，虚假诉讼监督模型穿透千万裁判文书；在北京，骗取农药补贴的算法将74条线索织成跨省法网——这些实践印证着： 数字检察不仅是工具迭代，更是国家治理体系从“经验治理”到“算法治理”的范式跃升。

这种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技术移植，从“智慧检务”到“数字检察”再到“数智检察”的跃迁是中华法治文明认知范式的迭代，中华法治文明始终在“参天地之化育”中不断求索。数智检察改革不是中华法治文明的割裂与断裂，而是中华法治文明在数字维度的生长与再现，检察官轻点鼠标唤醒沉睡的司法数据，这是新时代的“结绳记事”，续写五千年未断的法治长卷，这或许就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最好注脚。

新时代，要进一步突出科技赋能，把深化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作为发展必由之路贯穿深化检察改革始终。电子检务时代，以1991年4月11日最高检设立自动化办公室；2000年9月19日，最高检召开全国检察机关科技强检工作会议，标志着步入网络检务时代；2014年，我们根据最高检部署上线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现了办案数据、管理数据在检察系统内的高质、高效、高速流转，具备了检察大数据的基础；2022年6月，最高检结合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和党中央《意见》，在浙江召开数字检察工作会议，明确以“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2024年底最高检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以科技赋能法律监督。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主动顺应科技变革，把“数智检察”作为深化检察改革、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战略支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监督办案，推动检察工作全面高质量发展。